辛亥革命：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3)
辛亥革命网 2011-07-25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杨奎松 查看：
清末知识精英的超前思想
中国人在洋务运动之后想学西方，想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发现学西方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改良派代表人物去了日本，也有的去到美国、欧洲。当时的革命党代表人物孙中山，在1894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走，被满清政府通缉，躲到英国伦敦，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到欧洲去游历了一圈。这些改良派的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1900年前后不约而同都到了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但是他们到了那里之后才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想学的西方跟他们理想中未来的中国，差距很大，西方社会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乌托邦愿景的最好样板。
中国人原本是想到西方取经的，没想到大家去到西方之后发现西方这么乱，这自然让他们接受不了。当时大家主要无法接受的有两条，一是贫富悬殊太大，二是社会严重分裂。
第一，西方发达起来以后，阶级分化太厉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像是在天上，穷者简直就如在地狱里一般。恩格斯184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描写了当时英国各大城市工人的生活的惨状，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农民工在城市住贫民窟、被关在封闭的车间里做最苦最脏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不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情况，原因就在于他们出生和生活的中国乡村，远没有这样悲惨。孙中山后来有一个观点，即是认为马克思那套不能在中国用，原因就是他相信，中国没有阶级分化，充其量也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至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田园风光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农民之间经济上相互调剂，再加上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至少在同村同宗的村落内，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血腥和暴力的压迫现象。
第二，西方的阶级斗争已经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社会严重分裂的后果就是暴力革命。在当时的西方因为不断出现了工人和政府、和资方激烈斗争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了大规模巷战，工人群起拿上武器跟政府拼命。用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难以接受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走上一条更稳妥、更美好的道路。而当时能够找到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其他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不经过阶级分化、贫富悬殊，不通过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岂不更好？
1904年，康有为开始写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想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国家，到欧洲、美国、日本走了一圈之后，他已认定，人类必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下决心要为人类规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因此借用了孔子《礼运篇》中的大同愿景，结合这个时候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构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革命派的孙中山也在设想同样的发展愿景。1905年，就在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之前，他在欧洲专门去了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孙中山对第二国际的领袖说，第一，他的组织要加入第二国际，要参加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来。第二，中国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只能在中国之后建成社会主义。原因是中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产生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换句话来说，他认为，中国只要推翻了满清统治，自然也就可以一举建成共和民主制度，新制度建立起来后，顺手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政策，限制资本、平均地权，自然也就实行了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中国就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还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分化，还要经过激烈的流血的阶级斗争，才能去建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省去这些牺牲、省去这些曲折。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中那些最高的领导人，他们大都被“毕其功于一役”的超前思想俘虏了。尽管改良派、革命派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或如何实现民主政治这一点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共同地倾向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都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随着晚清新政实施，满族统治的政治社会基础先后瓦解，对满族统治的不满和愤恨已如地火运行，满清统治随时都会被取代。所以我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统治的终结，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这场革命的基础，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反满的民族革命，而非人们后来所讲的什么民主革命或阶级革命，也谈不到是什么平民革命。从当时中国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都没有给辛亥革命提供所谓民主革命的任何一种资源，更不必说同时实行什么社会主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