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革命是要把中国变得更文明(2)

　　不是革命党胆子那么小，害怕西方的干预，刻意把洋人的话奉为圣旨，而是在当时，人们就是那样一个认识水平，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见。作为一场学习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成为追求文明的表率。这样在今天看来很有些偏颇的认识，在许多后发民族都出现过，不独中国如此。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对所谓帝国主义的主张。当年被我们后来的史学家视为帝国主义的国家，都是革命党人所要学习的对象。革命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革命，推翻落后野蛮的清王朝，建立一个西式的合众国。为此，他们必须表现得跟”扶清灭洋”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不一样才行。

　　3  “不许革命”何以成了辛亥革命中普遍现象

　　其三，由于文明的问题，牵扯出第三个问题，即革命为何不发动群众？这一点，过去被一些史学家认为是一种革命不彻底的表现，而这种不彻底，根子跟革命党不敢反对帝国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要说参加革命的立宪党人属于资产阶级，倒还有些道理，毕竟他们很多人都是大绅商。说当时的革命党人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有点冤枉。众所周知，当时的革命党人，无非是些国内的小知识分子（中下层士人），海外华侨中的中产以下的青年。这些人，在后来的阶级分析中，一般是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狂热有余，稳重不足。他们的革命表现，往往会很彻底，而绝不会不彻底。

　　其实，革命党从立志革命那天起，就没打算发动群众。从一方面说，他们都有英雄史观，认为这个世界是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们作为先知先觉的英雄，有义务拯救后知后觉的群氓。他们的流血牺牲，就可用实现这个目的。为此，他们自信满满，也豪气冲天。另一方面，革命党人虽然都是些小知识分子，但毕竟跟国内的士大夫阶层有着血肉联系。义和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过去时间不长，当时的人们，对此还有记忆，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几乎是刚刚过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跟一般士大夫一样，天然地对底层的动员、底层的狂热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破坏有着警惕和敌意。加上对所谓文明的追求，他们更加担心底层动员起来之后的不文明，最后毁掉了他们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发动，跟群众无关，群众即使在革命之后，对革命党也没有感觉。革命过程中，也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不许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凡是农民受革命习染，主动革命的地方，无一不遭致革命后政权的镇压。立宪党主政的地方镇压，革命党主政的地方也镇压。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党人跟立宪党人无意中达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后，客观上，革命党成了维护立宪派和地方实力利益的力量。

　　4  辛亥革命成功前后会党作用天壤之别

　　但是，刻意维护秩序的革命党人，在革命后的名声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个问题，革命中的会党问题。革命党在革命发动过程中，对作为第三社会的会党，有着很大的期待。客观地说，在革命党中，做会党工作的人，绝对要超过做新军工作的人。很多革命党人，在革命里是同志，在会党里则是大哥和龙头大爷，存在着强烈的角色混乱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党看来，是革命党的胜利，在会党看来，则是帮会的哥弟坐了天下。

　　可是，会党毕竟具有黑社会性质，带有反社会的特征。革命后，凡是会党占上风的地方，秩序都大成问题。他们成群结队，在城市里公然包娼包赌，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抢劫，让市民和士绅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后的湖南，被视为会党大爷的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被会党兄弟搞得焦头烂额，长沙秩序大乱。革命后的广东，各地的民军也大抵有会党背景，各立门户，互相残杀。两个革命党的都督，毫无办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后的主宰，连政府机关，都得大开公口（帮会的堂口），大小官员，都得自称袍哥大爷。陕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开堂审案，出现了相当多的滥杀、抢劫和袭击教堂的事件。这些会党的作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党的名义下出现的，因此最大限度地败坏了革命党的声誉。四川和陕西，在袁世凯对革命党下手之前，革命党已经丢了政权。而湖南的新军叛乱，杀了两位革命党的都督，居然也没有引起民众的不满。在二次革命中，只有较早镇压了会党的江西革命党，还有点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个社会，非常冷静地看着这些革命的先驱，被袁世凯赶走，流亡海外。无疑，这个结果，跟革命党不得人心大有关系，而革命党的不得人心，跟会党的败坏有直接的关系。

　　5  西方当时对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

　　最后一个问题，是革命中西方列强的态度。内地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经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后，西方列强的种种表现的资料。显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强大体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作为同盟，英国和日本其实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日本作为对中国有更大野心的近邻，趋向于干涉，而英国则反乎是。在其他列强的反对下，日本最终没能干涉，而是跟英国协调了关系，保持了一致。它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持中国的君主制，最好形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格局。而另外一种态度，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则对中国的共和革命持赞同立场。但不管持何种态度，总的来说，西方当时对中国的革命，大体上还是乐观其成，持谨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态度。这从武昌起义发生不久，西方在武汉的领事，就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为跟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在事态尚未明朗之际，居然宣布承认反叛者作为交战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寻味。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发生之际，欧洲列强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已经吸引了欧洲列强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尽管中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列强也没有派出哪怕一个副部长级别的外交官来过问一下。在那个时代，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西方列强眼里，还只是一个弱国、小国而已。

　　一个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这样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视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单线条的研究，不足以理清这场革命的来龙去脉，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后的逻辑。人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要接受历史教训。但以史为鉴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真实和清晰的历史。否则，我们就找不到教训在哪儿，自然也就无从谈吸取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