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东和平易帜(3)

　　三、广东民军军事上没有优势

　    清太平天国后，清政府重视广州的军事配置，广州是南方军事力量最强的省份。当时广州满族现役军人不少于7000人（按旗兵新军四个营，旧式满、汉旗兵十个营计，每营不少于500人）；受过军事训练的准军人不少于15000人（1910年驻防八旗户口数合计10638户，其中正户6885户，附户3753户，按每户1.5个受过军事训练的壮年计），武器精良，配备火炮（包括退管炮，新军炮标之炮，广东54尊，大多数在广州），机枪（包括马克心式机关枪，粤制24发牛角式旱机关枪），弹药充足；城墙高厚坚固且清代二百余年以来广州城防向为旗营专责，当时满汉八旗兵结集在城内西北隅，新军驻防东北郊，有利于防守；而且当时广东新军只有一混成协（等于现在的独立旅），不足一镇的兵额（合两协始成一镇）。那时粤新军最高级长官蒋为簋也只是协统领。当时两广总督张呜岐早把新军汉营的精良武器收起来。汉新军所持的只是空枪和练习射击的实弹，这也是武汉新军起义后两旬，在革命策源地广东的新军仍然动弹不得的主要原因。当时全省蜂拥而来的51支民军148440人，最强势的民军是陈炯明的循军、李福林的福军，也只是以基层团练为基底，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旗兵；民军不少是土匪、流氓、无赖，每天每个人至少要两毛钱饭钱，如果不够的话他们就会抢。1913年，广东裁军11万余人后建立了两个师、一个旅的正规军，约3万人，装备主要来自驻广州军事力量，由此可见当时起事的民军军事实力。鉴于局势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不少八旗协领官佐不想和平易帜，欲守城观望，和平易帜后遇到军政府的改编等涉及武器装备变动时易产生抵触。

　　面对这些情况，舒裕厚协同“融和”时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广东咨议局部分“议绅”和广州士绅，满汉八旗代表等经常与广东军政府沟通，维护族胞的权益，平和磨合。舒裕厚在光塔路的居家大屋里接待族胞，向他们宣讲满汉融合、“五族大同”的道理，了解和消除族胞思想顾虑，商量有理有节地既维护和平易帜这来之不易成果，又要敦促广东军政府粤遵守《广东独立方案》，特别是要防止族胞遭到种族迫害，仇杀。当时光塔路的家里大屋人来人往，大门敞开，据说每天招待客人要用2斤茶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1912年2月中下旬发生广东军政府阴谋借编遣民军欲聚歼广州粤城军一事，舒裕厚以大局为重，团结各阶层人士，为避免粤城军在遣编中发生流血事件起了关键性作用。舒裕厚的二儿子舒宗鎏（国务院参事，着名爱国人士，时为广东海军学校学生）当时随父奔走，参与活动，献力颇多，他在70多岁时回忆此事记忆犹新：陈炯明代理广东军政府都督后，乘新军协统蒋为簋（曾任广东军政府军事部长兼代理临时都督）北上出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龙济光曾任广东新军镇统制但始终未和广东新军发生过联系之机，抢夺广东新军汉营的指挥权，并受胡汉民旨意，密谋在粤城军编遣中将这部分旗人集体屠杀并开始部署。舒裕厚得到秘密报告，震惊中不失冷静，迅速与满汉八旗代表，粤城军和警卫军中的八旗骨干官佐，共商对策。八旗骨干官佐闻讯后对陈炯明等破坏共和的卑鄙行径极为愤怒，欲率旗兵攻打广东军政府都督府杀陈炯明。祖父在劝阻后与大家据势分析：和平易帜后军政府无力承担十多万民军的费用，编遣势在必行，但粤城军首当其冲且全数编遣实为不公，但警卫军旗兵未列入编遣，此事尚可商量争取；关键的是粤城军编遣中将要被聚歼现在尚未掌握确凿证据，不能妄动，要以维护和平易帜大局为重，防止流血事件发生，要有理有节地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有效举措加以制止。祖父约请参与“融和”的广东咨议局部分“议绅”和广州士绅，与满汉八旗代表同去拜访陈炯明，申述对粤城军编遣的意见，并提及有关军政府欲在粤城军编遣中予以聚歼的传言。在会见中陈炯明坚持粤城军编遣不变，同时矢口否认粤城军编遣中将被聚歼一事。根据这情况，舒裕厚在和八旗骨干官佐商议保护粤城军编遣中的安全措施后，向广东咨议局部分“议绅”、广州士绅和粤城军统领董赞清通报商议的保护粤城军编遣中的安全的原因和实施措施，“议绅”和士绅深感事态的严重性并将为害他们的利益，并理解实施措施不是旗兵要反水而是自保，故说服董赞清同意并协助安全措施的实施。在粤城军到东较场接受编遣缴械的当日，在东较场不到1里的东门城楼，旗兵布置了火炮，据说还有当时最具威力的退管炮，可以炮击东较场四周；五千粤城军荷枪实弹集结在东城，以营为单位分批赴东较场接受编遣缴械，整个过程和平有序进行。眼看一场即将发生的大流血事件化险为夷了。分析此事件，并非陈炯明没有造孽之心，而是在舒裕厚等约见后，他知道此事已通天，如果说他手中的循军和部分新军汉营（重武器尚在旗营）合作伏击聚歼粤城军尚有胜算的话，但要与已作准备的粤城军和警卫军中的旗兵正面作战肯定是鱼死网破，不符合他当时急于扩充实力的需要，故取消了行动，“杀之不武，故留之以待缓图”。陈炯明将编遣粤城军后所得的精良武器用来扩充他的部队，翅膀硬了就排除异己武力称霸，先借民军总长黄世仲（同盟会骨干，曾任都督府秘书长）“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现捕现杀；接着对城内的民军武力肃清，巷战击散王和顺部民军，缴械关仁甫的“仁字军”和杨万夫的“协字军”；乘战胜之威，将驻广州市内所有民军悉予遣散。将散驻广州外围番（禺）、顺（德）、南（海）三各县的李福林、陆领、陆兰清等部民军缩编，负责驻地治安。旗营新军三个营缩编，长官撤换为汉员，调出广州城，去高州、雷州、潮州等地，其士兵由于受不了上官的歧视与虐待，多有逃回广州。从1912年至1913年，广东裁撤民军11万余人，只留下了陈炯明的循军、李福林的福军6个营和黎义部共约3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