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广东和平易帜(2)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大地上虽然屡经改朝换代、更名改姓，但始终是中国人支撑政权。尽管其间有过组成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朝的蒙古族、清朝的满族等），但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天下。这是一部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中国人始终是中国的主人。清末晚期严复第一个提出“中国”这个概念，梁启超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晚清一部分主导政局、参与新政的满人官员和留日学生的“中国认同”得到升华，在他们身上，最终实现了从认同传统的“专制中国”到认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立宪中国”的现代性转变。不仅满族大员载泽和端方等在新政期间不断上折强调：“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宗室恒钧与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留日学生中的满族旗人，还特别于1907年创办《大同报》，专以“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他们认定：“今之中国，为满汉蒙回藏人合成之中国，而非一族一方之中国也明矣！”（恒钧《中国之前途》，载《大同报》第1号）为了实现其心中的“理想中国”，这些满人痛切反省八旗制，批判专制制度的不合理，认为“最不可思议，轶出累代专制范围外者，则莫若我中国之满汉不平等也。考其不平等之原因，则以本朝入关之始，种族思想未能尽灭，种族阶级因此而生，遂产生一种特别制度，为我国民蠧焉”（乌泽声《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4号）。此种满汉融合、“五族大同”的主张，得到当时满族旗人中不少有识之士的支持，成为立宪运动时期满人内部公开传播的主流舆论。“中国认同” 和“五族大同”作为进步思潮促进了中华民族团结。“中国认同”作为一种兼顾对内对外、历史与现实的超越族群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总体说来显然要处于更高层次。舒裕厚受其妻弟傅柏锐（广州同文馆2期毕业生，晚清五大臣立宪出访团参赞，君主立宪支持者）的影响，坚定拥护“中国认同”和“五族大同”。

　　广州和平易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一直受到多因素影响，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 革命党“排满”负面影响严重

　　满汉种族问题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1890年代以后，许多革命人士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排满思想再度大兴。邹容所作的《革命军》是影响最广的反满文献，所列革命措施的前六条均与满人有关，而其中一条公然提出：“驱逐居住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孙中山也常常极力将满族论证为塞外胡种，他在同盟会纲领中这样解释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上述这种排满、驱满与杀满的宣传，其中大汉族主义情绪及实用主义倾向，也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资产阶级内部对“排满”在理解上的差异，革命队伍的复杂，更加剧了这种负面影响的严重性。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15000名满洲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福州、杭州、南京还有其他一些城市，都有满洲人被屠杀。（见《 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辛亥革命的共产党元老吴玉章曾尖锐地指出：“反满这个口号太简单了，它把一切的仇恨集中在满族统治者身上，其中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而没有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革命时的杀戮虽然是局部的，却也是惨烈的，一场政治变革变成种族仇杀，这些使不少广州满族军民怀疑广州和平易帜能否能保护他们，是否会遭到种族迫害，仇杀。从而消极，甚至对抗。

　　二、武昌首义后的进展不利于武昌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后军事力量对比十分不利于武昌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隔江守城。当时清政府拥有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于清帝国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 14万多人（全国新军总数为2 4万1千人）。清政府的北洋一镇兵马已到达南京北岸，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用当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协助孙中山综理全局的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时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武昌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易被攻击。宣布脱离清朝统治独立省份领导者不是以资产阶级为主，更多的是旧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他们在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是保护他们的地位，看风使舵政治投机居多。这些人的大多数在辛亥革命后成为了盘踞一方的新军阀，这些人不会牺牲实力去支持武昌军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其次，经济力量对比悬殊，南京临时政府已到了难于支撑的边缘。清政府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比较充足。与此同时，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伸手求援。各省虽然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走进 了死胡同。形势的变化使不少广州满族军民对辛亥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产生重重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