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6)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而且与国民党、蒋介石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不同，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2]比如，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提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一再强调，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并主张赋予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在杂居地方成立少数民族委员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禁止大汉族主义，给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的地位；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国家。后来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谈到中华民族的基本人口构成时毛泽东又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73]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也强调：“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4]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这种既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主张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同时又认为中国各民族已“组合”成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理论相比，它更能为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所接受，也更有利于他们树立起自己既是本民族的一份子又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少数汉奸和卖国贼外，全国各族人民不分党派、阶级、民族和性别，都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之中，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1937年7月29日，亦就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7天，“北平回民守土后援会”发出通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誓本牺牲到底的精神为我政府及29军后盾。”[75]随后又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号召全国回民同胞本着民族大义，“团结奋起，保持爱国荣誉。”[76]“新疆民族反帝联合会”要求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保卫新疆永为中国领土”，“一切为着抗日胜利”。[77]西藏的喜绕嘉措大师发表《告蒙藏人民书》，号召蒙藏人民团结为国，支援抗战。著名的回族大阿訇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将七十岁的老朽，我愿意率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广西象县瑶族同胞在歌谣中这样唱道：“妹鸳鸯，情哥现在去前方；哥去前方打日本，回来我俩慢结双。妹鸳鸯，哥去前方妹莫忙；若是打得日本败，又得保护我家乡。哥去前方莫管他，想到抗战几发达；打得日本灭亡了，一来得保我中华。”[78]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1938年9月创办于武汉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的发刊词中就这样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也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才能在新的铸型上面建造起来”。事实证明，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全国各族人民空前地实现了大团结、大联合。与此同时，各民族是一“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比如，1938年4月，由蒙、藏、回等各少数民族代表组成的“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所发表的《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国内外同胞书》及《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世界各友邦人士书》中就表示：“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份子，和则两利，分则俱伤，日寇嫉我复兴，妄想一举亡我，以实现其独霸东亚的迷梦……我们对于抗战胜利具有十分的信心，同时也就是说明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致的，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蒙古郡王旗札萨克图布升吉尔格勒在广播中说：“我虽是个蒙古人，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也知道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何况我们汉、满、蒙、回、藏原是一家骨肉同胞兄弟呢，所以要本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不分地域、不分男女、不分宗教，一起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打倒日军阀。”回族将领白崇禧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大会上再三强调，协会的使命是“救国兴教”，而要复兴回教，首先就要团结救国，他并批评了少数回民中存在的“争教不争国”的错误理念。他说:“必须要使每个教胞都知道，有国家才有宗教，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主权不能独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我们中国各民族应该遵照国父的民族主义，由家族、宗教而国族，造成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79]

　　复次，九一八后兴起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对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同样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说清末民初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国家、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是民族自决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后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则是民族复兴。[80]当时创刊于北平的《再生杂志》、创刊于天津的《评论周报》和创刊于上海《复兴月刊》等刊物，都明确宣布以“民族复兴”作为办刊的宗旨，其他许多未标明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的报刊也都大量的刊登过相关文章，有的还发表“社论”，开辟专栏，就“民族复兴问题”进行讨论，一些以探讨民族复兴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如张君劢的《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吴庚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周佛海的《精神建设与民族复兴》、王之平的《民族复兴之关键》等也相继出版。1933年9月1日出版的《复兴月刊》第2卷第1期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今日，内则政治窳败，财尽民穷；外则国防空虚，丧师失地；国势岌岌，危如垒卵。忧时之士，深虑神明华胄，将陷于万劫不复；于是大声疾呼，曰‘复兴’！‘复兴’！绞脑沥血，各本其所学，发抒复兴国族之伟论”。[81]

　　“民族复兴”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被明确提出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最主要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激化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契机。这正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日本的残暴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之中，但“危机”也就意味着“转机”，“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82]黄郛在为《复兴月刊》所写的发刊词中也指出：“中国今日，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物质精神，俱形枯稿，实离总崩溃之时期已在不远。试问吾四万万人同立在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究竟将何以自处？吾敢断言，无男无女，无老无幼，全中国无一人甘沦为亡国之民”。所以，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复兴”。而《复兴月刊》的宗旨，就是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找一条道路。[83]邹文海在文中也写道：“感谢日本飞来的炸弹，因为它无形中启发了我们新的政治生命。外寇的压迫，引起了国人自尊的心理，对外的抵抗，破除了向来自私的习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从此以后，要在一致势力之下，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84]

　　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热。美国学者艾恺曾经指出,在经受外来侵略的国家中，知识界常常在当下找不到民族复兴的根据，他们只能通过文化和历史来建构一种民族的神话，寻找出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优越性，从而证明民族有复兴的可能。[85]中国作为一个长期被东西方列强侵略的落后国家，九一八事变后兴起的民族复兴思潮，也就首先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上。以民族史而言，有易君左的《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1933）、郭维屏的《中华民族发展史》（1936）、黄籀青的《西藏民族是黄帝子孙之后裔说》（1936）、张元济的《中华民族的人格》（1938）、张大东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1941）等等。此外，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1933）、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和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7），虽然书名上写的是“中国民族”，但书中的目录标题和内容大多使用的是“中华民族”概念。在文化研究方面，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学者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史的目的。”[86]张君劢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著《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指出，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丝、茶、瓷器等等这些为西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外，中华民族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尤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我们决不可因今日中国的失败，而否认历史上中华民族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与古代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不特无逊，且时有过之”。[87]在另一篇文章里，张君劢进一步细化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种种优秀因素的表现，并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具有普世意义，可以与世长存的。所以，中华民族在今日不应妄自菲薄，中国历史经久不衰，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且其中的许多成分都可以作为当今民族复兴之养料，“吾不信中华民族不与能天地同其久长也”[88]。1932年9月1日创刊的《复兴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在谈到中华民族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时指出：“我五千年之文化，五千年之历史，危而不亡，颠而不倾，固自有精湛之特性，而非其他民族所能企及者”。[89]上述这些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及其文章，尽管其具体内容和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致力于传播全民族整体化的“中华民族”意识，以激发团结抗战的力量，树立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