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4)

　　至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民族”一词的接受和使用比以孙中山为代表国民党人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更早，也更为自觉。如前所述，“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就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他又多次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但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由于这时的梁启超已离开政治斗争舞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因此他不是从当下的政治需要，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中华民族的。1921年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课外演讲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一学期结束，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10万余言，192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行。在书中他提出，“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之中国史”，就必须研究“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迹如何？”“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何时代发展至某部分？何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抑已停顿？”“外来蛮族——例如匈奴突厥等，其与我共争此土等者凡几，其来历如何？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世界其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影响于彼者又何如？”等有关“中华民族”之形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47]但由于该书重点讨论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而不是中国历史的本身，所以梁启超在该书中只是对上述这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和阐述。同年（1922年），梁启超又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该文中，梁启超开章明义便指出，民族既不同于种族，也不同于国民，一民族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种族，一种族也可以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国民亦如此，一民族可以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一国家的国民也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族组成，血缘、语言和信仰虽然是民族成立的“有力条件”，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民族成立的最重要条件或“唯一因素”是“‘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那么，什么是“民族意识”呢？所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48]而“‘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则是民族长期交往、融合和发展的自然结果：“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緻密，乃发明共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俨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49]依据对“‘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的上述理解，梁启超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考察和总结，认为一开始便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或“诸夏”族群不仅是“中华民族之骨干”，[50]而且具有很强的民族“同化力”，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不断“化合”周边各族群，最终使“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51]所以，中华民族“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这种结合从“诸夏”的名称上就能得到见证：“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52]梁启超还从地理、语言、文化、政治、经济和战争等多方面分析阐述了“中华民族同化力”之所以“特别发展”，作为“中华民族之骨干”的“华夏”或“诸夏”族群，在“三千余年”的“蜕化作用中”能不断地“化合”周边其他各族群，而不为其他各族群所“同化”，并最终“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的原因。[53]他据此还得出三点结论，即（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54]由于梁启超的学术地位及其社会影响力，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对梁启超此文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55]

　　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外，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甚至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用“中华民族”一词来表达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如1920年来华访问的罗素，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谈到“中国的种种问题”时写道：“我不主张提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若那些爱国的中国人问我，不提倡的话何以图生存？我却也无言以对。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之后的远虑，它坚不可摧，经得起等待”。[56]在该书中，他还比较了中西文明，并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人的实力在于四万万人口，在地民族习惯的坚忍不拔，在于强大的消极抵制力，以及无可比拟的民族凝聚力”。[57]据林家有先生研究，这是“比较早使用中华民族概念来分析和探索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论著”。[58]

　　五四前后，民族自决理论的建构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得到了最终的确立或形成。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时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以及个别学者，“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也就是说还没有为全国各族人民所普遍认同和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认同和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吾民族”、“全民族”等观念。例如，陈嘉异在《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一文中，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尤其是在谈到中国的民族精神时，用的就是“中国民族”、“吾民族”（见《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常燕生一篇参与五四文化争论的文章，其标题就叫做《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见《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他们在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同时，也在使用“中国民族”、“全民族”这样的观念来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比如，1925年共产党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等文件中，采用的便是“全民族”而非“中华民族”。同年6月，瞿秋白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2号上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一文，用的也是“中国民族”。“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社会上流行、为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所普遍认同和使用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

　　（三）

　　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59]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60]而民族主义的高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接受和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