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3)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虽然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还不能说“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民初已得到了最终确立或形成。因为。第一、当时人们使用得更多的不是“中华民族”，而是“中国民族”、“国族”、“华族”等观念，[30] “中华民族”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和使用。如1913年初，吴贯因在《庸言》第7、8、9号上连载《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汉、满、蒙、回、藏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并认为五族能混合和同化其他民族而成一大民族，“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亦）当非不可能之事”。因此，他主张随着五族之间进一步的混合和同化，“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应统称为“中国民族”。[31]1914年湖南安化人夏德渥撰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一书，在详细考述中国历代各种史书的有关记载的基础上，对汉、满、蒙、回、藏、苗六族间的同胞关系作了全面论证，认为“汉、满、蒙、回、藏、苗论远源为同种，论近源为同族”，是同一个民族。[32]但他称这同一同族为“华族”，而非“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他书中只是偶尔用之。第二、“中华民族”在一些人那里指的还是汉族，而非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称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清末时，在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那里“中华民族”实质上指的汉族，到了民初，这一现象有了改变，不少人开始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但同时在汉族或别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的也还大有人在。比如，我们上面引用过的1912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其中所讲的“中华民族”指的便是与“满、蒙、回、藏诸民族”同居一国、“谊属兄弟”的汉族。

　　（二）

　　“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确立或形成是在五四前后。这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的理论构建是民族自决。[33]所谓民族自决，就对外一方面来说，也就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34]因此，随着民族自决理论的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诸如五卅运动、收回租界和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敌人，各民族只有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才有可能够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和自由。如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在这一时期从早前的旧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新民族主义的。新民族主义不同于旧民族主义之处，就是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内容。1924年他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谈到民族主义时就明确指出：“对于国外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35]不久在《致全党同志书》中他又再次强调:“凡夫一切帝国主义之侵略，悉当祛除解放，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是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36]而要反对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就必须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一大中华民族。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在谈到民族主义时便明确指出：“吾党所持之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37]几乎同时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党纲》所确立的民族主义的目标，是“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38]

　　在民族自决理论构建尤其是民族自决运动兴起和发展的推动下，“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采用，并最终得到了确立和形成。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思想舞台上，除北洋军阀外，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知识分子。而这三大派别对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都有一定的自觉性。

　　首先我们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清末，孙中山虽然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没有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到了民初，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也只是偶尔用之，他用得最多的还是“中国民族”、“五族共和”。但到了五四前后，“中华民族”一词就经常见于他的文章或演说中了。比如，他在1919年9 月写的《<战后太平洋问题>序》,10月写的《八年今日》，以及同年（具体月份不详）写的《三民主义》等文中，都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在《<战后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强调了太平洋问题对于中华民族之生存的重要性。因为所谓太平洋问题，也就是世界海权问题。而海权的竞争，经历过由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过程，今后又将由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昔时之地中海、大西洋问题，我可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命（运）者也”。[39]在《八年今日》中，孙中山要求革命党人和一切拥护民国的有识之士，“服膺革命主义，勉黾力行，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建设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以贻留我中华民族子孙万年之业”[40]。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清末的排满革命进行了深刻反省，认为清末的排满革命只是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41]后来他又多次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倡导汉族与满、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以形成一新的中华民族。1920年他《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就指出：民族主义当初是用来破坏清政府的专制统治，现在我们要把它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成个中华民族"。[42]在同一演说中他还反复强调：“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我看，暹罗在国际上比中国地位还高，所以我们定有积极的将我四万万民族的地位抬高起来，发扬光大。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是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如美国，本是欧洲许多民族合起来的，现在却成了美国一个民族，为世界上最有光荣的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乃完了”。[43]国民党改组后，融合各民族以成一中华民族，以便打倒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更成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和基本国策。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李大钊。早在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就使用过“中华之民族”的概念。1917年，他又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在《甲寅》日刊上连续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提出中国人应激发一种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并认为“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44]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写的《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自古闭关，独霸东洋，和欧、美、日本通商立约以前，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45]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首次引用，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8月4日，他在《湘江评论》第4号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功”。[46]就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使用来看，他们所讲的中华民族，都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作为五四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最早接受和使用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代宣言》中。该《宣言》在谈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时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便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922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创刊，其发刊词强调：“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1926年发表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甚至还喊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