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5)
辛亥革命网 2013-08-20 00:00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沈洁 查看：
这与清末民初地方主义的兴起有莫大关系。首先是在朝廷及绅权这一面，咸同以后，各省自行募勇、练兵，因而不得不就地筹饷，渐而使各省财政完全控于督抚之手。晚清以降督抚权势的上升，直接促成了国家权力下移的现象。到民初，地方武力可绝对控制一省，自成气候，造成地方抗衡中央，甚至干涉中央格局的形成。以至于军阀割据、联省自治等等，都可以从晚清的地方主义中溯源。而在立宪运动中，咨议局的创立又使得各省的立宪领袖日益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督抚以外，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又一股主导力量。像立宪派首领张謇强调的，一个人要忠爱国家，先要忠爱地方；如果希望把国家弄好，要得先把地方弄好（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00页）。地方意识勃兴、绅权扩张，清末咨议局中绅士的政治活力和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在革命派这一面，省界意识同样很强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广东独立协会等组织，有明确的省界区划。以区域作为策源革命的基础，再以区域联合缔造新的共和政体，部分革命党人早有各省独立自治的主张。此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就具有相当明显的联邦制色彩。
第五，为“专制”与“共和”之说。诸如：“处专制政体之下，重犯不韪之名，疾首痛心，缄忍不发，一任其蹂躏践踏者，二百余载。”（《江苏革命书》）“我广东人当知光复故国，伸张民权。”（《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我同胞惕于专制淫威，任其蹂躏践踏，奴隶牛马，而不能扬眉吐气者，二百六十年于兹矣。”（《滇军政府讨满洲檄》）民权的主旨，是在召唤汉人的革命精神。由此，满洲即与专制牢不可破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光复和革命的对象。
以上，对“讨满洲檄”的文本分析、分类，及时论的征引，想要呈现的，就是辛亥前后内涵与外延都无比繁复的民族主义。这中间，不仅有边界的区分，有意味深长的不同指向，还包括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比如，四川人讲到对川人的盘剥，总督奎俊是为“满奴”，那么同样督蜀的汉人丁宝桢呢？在革命党人的论述中，丁氏督蜀亦有“千百年未见之苛条”，勒索商人，“真惨无天日”；周善培束缚川人自由，“为野蛮之尤”。这些汉官的所作所为又如何能够解释为“皆满虏之所致”？明末清初，四川屠戮之惨，只讲“满虏”，却一语不提张献忠。这些符合了叙述逻辑的言辞，当然不是历史中全部的真相。而恰恰，也正是这些语焉不详、事实不清的叙事，对我们理解晚清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细致入微的线索——革命的煌煌大义底下，有着如许的晦暗，以及无法宣之于口的矛盾。
一个大雪夜里，八岁的谢婉莹正帮着母亲，把东京的舅舅寄来的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小姑娘问：“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她一把，俯在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三十年后，这段有关天命、正义和革命的往事，在长大后的作家冰心笔下，已经氲氤成了雪夜里烛火下的一段温暖记忆。“不要说出去”的秘密，衍生出一次异乎往古的共和革命。由这样的转折，映照出来的，正是我们今天再次深究的反满与革命的复杂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