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4)
辛亥革命网 2013-08-20 00:00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沈洁 查看：
由此，联想到辛亥革命过程中梁鼎芬等人对革命暴力的质问，这个“边界”的问题，又变得更加复杂了。在目睹了武昌城内屠杀满人的惨境，梁鼎芬致书黎元洪，痛陈“万国兵祸无此惨酷”，并质问他：“谓满洲为异种人，西洋各国独同种乎？何以于此则杀惟恐不尽，于彼则待之惟恐不亲。媚人欺己，谄强凌弱，黄帝无此政教。”（《梁星海致黎元洪劝降书》，见《郑孝胥日记》，第1360-1361页）而郑孝胥也嘲讽革命党，英国人李提摩太所开之广学会大肆反对共和，力言英国君主立宪之善，并在棋盘街上张贴广告，革命党完全不敢闻问；“革党反对君国，于外国则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于外人现象也。呜呼，亡矣！”（《郑孝胥日记》，第1366页）这也再次表明，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它总是被时势、身处的环境及确认者的身份所覆盖。由救亡催生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政治革命的时势面前，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域，会有截然不同的定义。
第三，为“天命”。传统中国王朝更替过程中的“天命”之说，在辛亥年的这场现代革命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将讨满洲檄结集，订名“天讨”，本身就意味深长，有天命始终的意蕴在其中。诸如：
我政府肃将天讨，为民理冤。（《讨满洲檄》）
今者胡运告终，人心思汉，革命风潮，一日千里。（《滇军政府讨满洲檄》）
呜呼！征戎伐敌，春秋美桓文之兴师；顺天应人，易象称汤武之革命。虏运兴百年，红羊之大劫已到；国仇复九世，黄龙之痛饮堪期。（《云南讨满洲檄》）
陈述的，都是自核心时代中国人政治与哲学中的“天命”观念。将传统的思想资源援引到现代的政治运动当中，这种混杂与交错，更显示了中国革命的复杂面貌。与新、旧对立相比，政治革命仍然是第一义的，是更具笼罩力的目标。
第四，为省籍利权。陈述各个省份在中国的地位，争取各省利权，也是讨伐满洲的题中之义。随举几例。《四川革命书》中说，“满奴锡良”提议建川汉铁路，根本不在于拒外人、挽利权，而是欲借铁路剥削蜀人脂膏，“欲俟铁路成而屠杀吾蜀”，因此，“蜀民之仇，厥为满虏，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吾蜀同胞，盍亦闻风而兴起乎？”；“吾族之终亡也在蜀，吾族之复兴也亦在蜀”。《江苏革命书》中说：“今者革命，以言因我江苏之地利，不可为不智；复我江苏之深仇，不可为不义；苏我江苏之民困，不可为不仁；乘仁义智三德以革命，理之顺事之宜也。”《河南讨满洲檄》中说：“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以省的名义所发布的各篇讨满檄文中，无一例外，都在强调省籍利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