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3)
辛亥革命网 2013-08-20 00:00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作者：沈洁 查看：
第一层，当然是讲瓜分危机，比如：“况西人势力，侵入中邦，前途危殆，不言可喻。非颠覆恶劣政府，无以解此倒悬，则汉族之生机将绝？”（《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资任》）“彼满政府以恶劣无能，陷吾民如此恶境，强邻虎伺，楚歌四面，瓜分之机，如张劲弩。”（《滇军政府讨满洲檄》）分析此类叙述的意蕴：朝廷无能，必颠覆之方可救中国。这是晚清反满意识中的常见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另外一层有关“不可仇外”的议论逻辑。我们知道，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救亡叙事中，排外与仇外是普遍的心理。然而到了辛亥前后的反满主义中，排外不再是亟务，因为排满更加重要：
迩来军中之事，复有约束曰：“毋作妖言，毋仇外人，毋排他教。”（《军政府讨满洲檄》）
排满排外其将焉择？盖满虏吾祖父之仇也，外人吾及身之祸也，安有忘其祖父之仇，而求逞于私祸者！今举义师，彼不吾犯，当为之保旅通市。（《四川讨满洲檄》）
在这里，侵占中国人家园与利权的，不再是“洋人”“外夷”，而变成了“满人”、“满虏”。党人还专门强调，义和团、洪秀全之不可崇效，赶走满人才是当务之急，黄白虽为异种，但互为商旅，只要“无大害于我军事者，一切当兼包并容”，甚至说，有违节制者，悉以军律治罪。与此前革命党人“排满”——“救国”——抵抗殖民侵略（经典文本诸如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的《论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的论述对比，可见发生了转折。并且，排满重于排外的思想，在辛亥年不仅仅是言辞，也是实际的行动。革命过程中，各地方军政府发布的公告，均特别强调“保护外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从“中外大防”到“逆胡膻虏非我族类”，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变换了他们对于边界的定义。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重要的，是对于边界的确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由外敌入侵的困局促成，敌我边界在“中”与“外”、“华”与“洋”。这说明，民族主义、民族边界作为一种观念，是由时势造就、与时势相关的。这里，我又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杨步伟在自传中记述了1908年光绪和慈禧去世后的国丧。当时她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学生要求放假和做一个特别礼拜，算是国丧。起初校长不肯，说我们是教会学堂，不管你们中国事。学生们回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怎么能说不管中国事呢？教会是劝告人信教，不是叫人不要国。他们认为，学堂里的洋人“太拿中国人看不起了”，全体大闹起来，并公推汉文教员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结果放了三天假，在礼拜堂做一个国丧的礼拜，全体学生还扎上黄头绳子，就像外国人扎块黑布似的表示丧事。放假期间，杨步伟去看望父亲，父亲很诧异，在教会学校念书的女儿怎么会为“旗人戴孝”。杨步伟解释说，这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不得不这样做（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7-78页）。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多层次的、矛盾的民族主义边界。众所周知，1908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排满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对当政者采以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更在上海和诸多域外的新学生中十分常见。所以，杨步伟也承认，他们原本是不会为了旗人戴孝的；父亲之所以对女儿的戴孝感到惊讶，也是因为，对于1908年的教会学堂学生而言，替“专制”的朝廷持节孝义，几乎是异议可怪的。排满已经形成为一种风潮。然而在洋人面前，“戴孝”却又成为了必须，“国丧”被视为重要的仪式。这说明，“洋人”之于“满人”，更是边界之外的群类；在上海，在一群西方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心目中，中国民族主义的边界线上，排外显然重于排满。然而在同一时期，在起草《讨满洲檄》的那个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革命党人的群类，排满却又是重于排外；这个逻辑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更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