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长章开沅

        我1983年上大学，1987年离开华师所在地桂子山。读书期间经历了两件大事：一是学校改名，由师院改称大学，并由学校前身之一的中原大学创办者邓小平题写校名；二是换校长，由著名历史学家、教授章开沅接替校长，并颁发了由时任总理李鹏的任命书。
　　章开沅接替校长，这事很突然，似乎没有一点征兆，又仿佛在情理之中。当时教育部在汉的三所高校中，武汉大学开风气之先，率先在全国高校试行学分制，学生们只要完成学分就可毕业，对学习内容、时间没有硬性要求，让我们很是羡慕；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在朱九思的带领下，大刀阔斧地改革，深得社会的赞誉和华工学子的拥戴。惟有华师按兵不动，被我们称为“一潭绝望的死水”。我们中文系当时住在西区宿舍5栋，正学习闻一多的诗歌。不知是谁，将闻一多先生的《死水》抄录下来，还配上了一幅题为《救命》的漫画：一个人掉进了一潭死水，只露出两支手，大喊“救命！”旁边还并排张贴着《桂子山改革宣言》，呼吁华师的变革。
　　不知道纯属巧合，还是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事过后不久，章校长走马上任。记得上任那天，适逢中秋节，生活委员通知我们到食堂免费吃夜宵。校广播台正播放《春江花月夜》的乐曲，撩拨着我们思乡的情绪。学校破例免费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大似圆月的油饼，一碗银耳汤。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章校长的意思，还不停地猜想这背后的深意。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响起了章校长那中气很足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原来是章校长想借中秋月圆之夜，发表就职演说。这在当时官本位意识还相当浓厚的时代，的确算是有点“另类”，也让人耳目一新。欣喜、激动之余，别的都不记得了，但章校长最后的那句“三年内不改变华师面貌，我甘愿就地免职”的铿锵话语，却愈加清晰，足见一位校长的担当。
　　不久，我们的生活费涨了四块；每个年级还配了一台电视机，使我们有机会专注于每晚的《霍元甲》《陈真》等武打电视连续剧；放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了，还增设了每学期名著改编的电影周及影评征文活动。当然，与此相对应，选修课也多了起来；各种报告会、研讨会、对话会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很多名人如丁玲、刘宾雁、李泽厚、白桦、姚雪垠，还有台湾的陈鼓应等纷纷来到学校，给渴求知识的我们以极大的满足。还有许多如踏青节、图书节、美食节等等也一个接一个地举办；一个又一个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只要你能想得到的社团，几乎在桂子山都能找得到，据说当时光登记在册的学生社团有100多个，每年学校还要评选出先进社团及活动积极分子。
　　一时间，华师学术氛围渐浓，周边的高校如武大、武测、华工乃至湖大的学生纷纷逃课到华师听课，让我们很是自豪。这一切不能不说是章校长的功劳。
　　不久，桂子山开始举办“人文讲坛”，专邀海内外知名人士来校作短期交流，并开坛论道。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记得论坛第一讲是由当时中国第一个“科研个体户”主讲，内容也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没有校领导陪同，也没有教师参加，而是由学生会出海报，学生干部担任主持人。“讲坛”开坛不久，乌云密布，雷鸣电闪，接着是大雨倾盆而下。我们正沉浸在讲坛的亢奋之中，不知是谁无意间看到校长章开沅站在窗外凝神倾听讲座，全然不顾暴雨如注，便不自觉地大声喊出“章校长！”于是全体同学齐声高呼：“章校长，请进来！”没想到章校长连连摆手，迅疾逃向雨中，将步履蹒跚的背影定格成我们记忆的永恒。
　　再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开明的章校长总是耐心地跟我们对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没有压制、打击过我们的幼稚、单纯、激进与非理性的言行，直到我们毕业。
　　毕业那天，学校照例举办毕业宴，师生把酒离别。章校长率班子成员从一食堂到十食堂，给即将离校的我们一一敬酒话别。来到我们中文系的二食堂时，我们已经喝得有点晕了。章校长敬过酒后，我们坚决将他留下，与我们一起齐唱《毕业歌》。章校长站在一条高凳上给我们当指挥，他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引领着我们放肆的歌喉，将毕业时离别的伤感化作了一腔悲壮。
　　后来听说他去了美国和台湾做客座教授。直到华师“百年华诞”的联欢会上，主持人请出章校长时，我们才又看到他那熟悉的身影。尽管因年龄原因，章校长的步子远不如以前那么稳健有力，但他的谆谆教导，却点燃了每一个热爱华师的学子对母校深沉的爱意，并蔓延滋长，悄然生根。
　　今年，88岁的章开沅校长出人意料地请辞资深教授的头衔及全部待遇，成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第一人，激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但仔细想想，一切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一转眼，毕业30年了。章校长1984年上任，一直到1990年去职，陪我们度过了最美好的大学时光。一直认为，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幸运的事情，因为不是任何人或者任何时候，都能遇见这么开明这么另类这么博学这么宽容地对待学生的校长。
        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希望他健康长寿，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