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必有君 无君不成史——忆祖父邓玉麟

　　邓玉麟，原名世泰，号炳三，亦有称品三、玉林者，乳名双城。

　　生于1881年辛已2月19曰(清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一)，卒于1951年辛卯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五)，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石桥村人(1982年平反时邓玉麟及后裔划归为土家族)。

　　邓玉麟父邓全恺，母谭氏，兄弟三人，其排行第二，其上两个姐姐早嫁。邓家境贫寒，备受贪官酷吏、地方豪绅和族中头人欺凌压迫,虽识字而不能书。十四岁那年父兄饿毙，即辍学当“背脚夫”。常来往于巴东、秭归、宜昌之间。后又在野三关镇帮厨杀猪宰羊，聊以养母。次年，母病疫，邓玉麟将其母抬回大石桥求地安葬，无奈族中豪强不允，任其大雨淋尸，邓玉麟抚棺长叹，悲愤欲绝。时值，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政”，在湖北招募新军，1897年十六岁的邓玉麟携弟世极即从野三关到宜昌投军，考入三十一标任十长，后充当正目，随军移驻武昌，后又调入炮八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清廷腐败，国内革命思潮蓬勃高涨，反清秘密团体纷纷建立，邓最早参加了“哥老会”。在孙中山先生进步思想鼓动下，邓玉麟在军中逐步接受了革命思想。曾先后随军到苏州、镇江、扬州等地入两江总督卫队营，继续秘密在盐务、缉私、巡防营进行活动，谋划举事。1908年冬，孙武、刘公等在日本组织“共进会”，回国后到武汉首先串连了邓玉麟成立“共进会”湖北分会，邓玉麟即成为会党中坚和积极活动分子。由于邓从军多年，一向豪爽仗义，所以与各社会团体谙熟，深受众人拥戴。

　　1909年，邓玉麟同孙武、刘公等总结了湖北共进会成立以来及各地会党起事失败的经验教训。他们意识到单纯依靠会党举事，革命未必会成功，必须在军中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必须以武力推翻满清，遂暂弃单一组织暗杀团活动，更广阔深入地策划联络军中各级人士。1911年3月24日邓应谭人凤、居正、孙武电邀，由扬州十二圩回汉口，遂用谭所交的二百银元经费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掩护发展革命同志，后又因经费告罄在巡道岭九号设同兴学社，前后发展会员一千四五百人，人员涉及各标营及商学界。在召集吸纳革命同志中，仅巴东籍志士就有多名如高尚志、费矩、田采堂、赵师梅、赵学诗等。在极为严峻艰难的活动中邓与刘复基等力主孙武的共进会，蒋翊武的文学社实际联合统一领导步骤和行动步骤，为发动总起义作好了准备。

　　1911年10月9日上午，孙武、邓玉麟、丁笏堂等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机关装填炸药，正午邓玉麟临时上街，外出有事，不一会刘同(刘仲文之弟)口叼纸烟进屋观看孙武制作的炸弹，不慎将烟灰掉入炸药粉中，顿时爆炸，孙武被炸伤，由人将其蒙住头赶紧送到汉口同仁医院后又转至同志家中匿藏，届时汉口租界俄国巡捕封住巷口，将机关内炸药、文告、名册、印信等文件全部抄走，并抓捕了刘仲文妻李贞清和他胞弟刘同，驻汉口俄领事敖康夫立即将各类文告和抓的人引渡给清方。邓玉麟外出回来挤在人群中见状知事态极为严重，即马上过江(轮渡上遇邢伯谦、谢石钦、牟鸿勋等)去武昌小朝街85号机关，此时已是下午五点过，跟蒋翊武、刘复基等汇报并讲：“名册已落入清方，必须马上起义，否则只有等死。”蒋、刘等同志当即同意，决定当晚十二时同时发动，并令各方同志分头告知准备，邓玉麟负责南湖炮队的通知与部署，临走时城内到处戒严，他最后说：“至迟不能超过夜里二点。“邓赶到炮队已是夜里十一点半左右，即与李作栋、徐万年、孟发臣、艾良臣、蔡汉卿等商量部署，此时邓等炮队同志静候城内枪声(炮声)，城内同志又在等待城外炮声，度日如年，终因音信无法沟通，邓在炮标一直等到天明(10日)未见发动。第二天晨正准备赶回小朝街机关，途中遇黄驾白、王华国，得知昨夜十一点半清兵破小朝街机关，蒋翊武、刘复基等同志被抓走(蒋后从关的后花园逃走)，邓顿时更感情况危急，到汉口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再马上去到孙武养伤处(共和里十一号李作栋家)报告一切，孙武当即讲：“玉麟，已到生死存亡之关头，目前只能由你来全面全力负责立即起事。”邓毅然决心遵照原先已拟定的计划通知发动，邓肩负不可也无法推卸替代的使命，再次和李作栋准备渡江去武昌，在江边遇到陈子龙更清楚地知道，彭、刘、杨三人被杀，机关已破，武昌城门贴有邓玉麟、李作栋的相片，不得已邓改变进城计划不经过武昌，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到南湖，此时已是(10号)下午五点过了，邓随即布置炮标、马标各处同志，宣布当晚七时起义。邓易军服、荷马枪，此时暮色弥漫，情绪极度紧张高涨。七时半左右见塘角起火，城内也有枪声，邓随即在南湖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捶胸，奔呼同志集合，邓、蔡、孟当即打开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开炮，以告示城内各标营同志，炮队已发动。

　　适逢天雨，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发臣、陈国桢等率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遇方维、马明熙等一批追上金兆龙等一支队伍，张鹏程的一排人等也都汇到一起，于是，人推马拉拖炮进城，再将四门大炮拖上蛇山。届时，中和门城墙楚望台及蛇山中峰和其他几处高地均陆续布炮成型，此时总督衙门、王府口、小都司巷(肖家巷)东辕门均火光冲天，将都衙处旗杆照得通亮，邓玉麟立即在蛇山亲自填炮发射，他高呼：“杀鞑子!为死难烈士报仇!目标二千四百(公)尺，放!”紧接着保安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加之风凰山等处山炮齐轰，邓策马指挥，令孟发臣、高尚志、马骥云等同志连续不停猛烈轰击督署，同时蔡济民、熊秉坤、伍正林等同志组成的突击敢死队直扑督署，清督瑞潋破墙出望山门逃到长江上的“楚豫”舰，开到江面外国兵舰后面躲藏，张彪、连甲等清吏见大势已去，仓皇遁走。蔡汉卿率部占领黄鹤楼，黎明，九角十八星义旗(赵师梅设计制作，邓交给蔡当时只剩下二面)高高升起，迎风招展，至此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宣告成功。故中华民国国庆之所以定1O月10日“双十”为国庆日，因邓玉麟前一日(10月9日)机关遭破坏，传达命令遭阻未达致使起义延迟一天(至10月10日)发动成功所至也。

　　10月11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邓即为谋略处主要成员之一，并代表革命军政府照会各国和作为临时军政府发言人。他说：“起义的目的是要创立共和，我们可能在不要外国贷款的情况下修建铁路，但是必要的话我们可能借款，我们坚决同外国人友好”(路透社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四汉口消息)。鄂军政府成立时在都督府，众人力推邓玉麟当都督，邓坚辞推让，拥黎(元洪)司职稳定军心，只领都督府高等顾问一职。起义后清军大举进攻疯狂反扑之时，邓率部把守江堤，固守武昌，前方战事吃紧，又主动率部增援汉阳前线革命军，亲任敢死队队长,同清军血战，终使革命圣地武昌未失，确保革命成果实现议和，遂告\民国成立。

　　邓玉麟曾任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七协统领(旅长)，改协为镇时为第四镇统制(师长)。1912年，受孙中山委任为南方九省的代表常驻北京。在京期间，任总统府高等咨议。同年十月十目授予二级嘉禾章、二级文虎章，授陆军中将衔，任将军府将军，兹为民国第一批高级将领也。次年，遵总统电告，专程回湖北邀集10月10目起义有功人员评议起义实况，最后列出六百八十五人，功勋分为甲乙丙丁四种，均由邓玉麟审议核定，呈请大总统发表(《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

　　在张振武、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先后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袁称帝大量捕杀革命党人之际，邓正住在北京十二条胡同邓寓，被迫抛下家小，只身由京到大沽乘美国军舰南下上海，转香港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组织和护法活动，任大元帅府参军和临时政府参议。1921年曾任国民党本部军事委员。同年，邓在武汉兴办“湖北烈士遗孤教养所"附设中和中学和“辛亥革命子弟学校"(设在武昌阅马场)，在汉口与人合作创办既济水电公司和汉黄鄂轮渡公司，任董事长之一。

　　1924年5月22曰曾作为政府最高长官出席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并演讲(在武昌跑马场)。1926年北伐邓玉麟曾一度任国民革命军左路军第一路军司令，指挥其部从湖南醴陵攻荆沙、克宜昌，直抵长阳、五峰等处。

　　1927年7月中旬，国共合作破裂，武汉政府捕杀共产党人，武汉代表董必武(董必武在武昌首义期间作为学界代表与邓交往甚笃)避及武昌邓府，特务们侦缉到董躲在邓家，慑于邓将军辛亥开国元勋声威，不敢贸然抓人，多次交涉，邓不肯交人，但仍以五家铺保具结，保证董不在武汉活动。嗣后，邓将董偷移至一日本商船东下上海逃脱。为此事武汉政府军队特务还是抄了邓的家。

　　之后邓玉麟举家迁往上海，住在徐家汇土三湾三角地，开办“亚洲养蜂场”，任经理。经常到松江嘉兴濮院塘溪等地放蜂。蜂蜜大都供给给冠生园。抗战期间，邓仍在上海经商自给。淞沪战起，邓每见我军抵抗获胜无不欢欣鼓舞，特别是轰炸敌“出云号”舰时，邓站立高楼挥舞国旗高呼：“打得好，中华民国万岁!"

　　据家母周修德(原名周竹青)回忆：一日，邓携家人到金城大戏院(现黄埔剧场)观看影片《孤岛天堂》，观众激动，被场中汉奸特务捣乱，秩序失控。邓忽地站立凳子上高呼口号：“打倒日本汉奸”“民国万岁”，特务开枪射击。邓仍呼喊不已，终在家人与群众的簇拥推搡下离开。

　　那一时期，家中常有不速之客光临，劝邓参加“维持会”为他们工作，邓不从。此时家中已遭探子盯梢，不得已邓1937年9月携女儿邓锡琼搭乘沪杭甬火车辗转到武汉，后又退避宜昌，接出上海家小，又与人合作在宜都秭归香溪开办“民生煤矿公司”，设商号于沙市、宜昌。宜昌沦陷，避居长阳。1940年回故乡巴东，植树造漆开办“华林公司"，不久筹资创办了“中山小学(石桥小学)”(九三年巴东县政府命名为“玉麟小学”)。其间，举荐乡间邓锡松、谭明韬、谭远强、蓝开蔚、蓝开烈等多位进步热血青年去黄埔军校培训，开赴抗战前线。后去重庆，在重庆任国民党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正式回巴东故里。1946年选为国大代表。到上海变卖了徐家汇蜂场途经武汉时与辛亥首义革命同志团聚留影，并任首义同志会理事。49年解放前因病滞留巴东，心情极为郁闷。解放初，邓玉麟曾作为开明人士代表几次到县人民政府参加会议，曾任巴东县人民政府秘书长。

　　邓玉麟的一生，至始至终信奉三民主义，追随和参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邓玉麟的一生在“革命建国、教育建国、实业建国”的伟大思想和实践中不屈不挠、百折不回，为推翻清朝统治、结束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国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五十余年的革命奋斗业绩已彪炳史册，正如史学家在论及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实时所云“有史必有君，无君不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