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追忆我的祖父胡贽

　　我的祖父胡贽，字懋之，生于1885年，1958年去世，享年73岁。

　　小时候常听大人们尊称祖父为辛亥老人。每次我从汉口到武昌去看他，他都要给我讲辛亥革命的故事，我知道了辛亥革命的宗旨叫做“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当然，那时我还不懂这些，故事也记不清了。祖父去世时，省委统战部曾派人前往悼念，我又知道了还有一个叫做统战部的机关，是专门管民主党派的。

　　祖父从军，戎马倥偬，不屈不饶，英勇顽强

　　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那时科举已废，一般知识青年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不得不另谋出路，所以很多人投笔从戎进入新军，他们想改变这个世界。祖父也是，年十九即从军，先后毕业于湖北陆军学校讲习所，北京宪兵学校，并参加日知会，后来参加国民党从事革命活动。在新军祖父擢升至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第三营督队官。又有史料记载，祖父曾任清末最后一任夏口（汉口）厅厅长。夏口厅于1912年改厅为夏口县，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改夏口县为汉口市并辖汉阳县城（同时划武昌城区为武昌市）。1927年国民政府自广州迁至武汉，武昌，汉口两市合并作为首都成为武汉特别市。显然，祖父的夏口厅长是1912年即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卸任的。那么，祖父这个夏口厅长是怎么回事，有待考证。

　　谈到祖父参加辛亥革命，祖父所在的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内革命党人甚多，史料记载达到“十之三、四”。该标于辛亥年三月被朝廷调往四川弹压民众的保路运动，在资州反正，杀死率军入川的清廷铁路大臣端方举起义旗。部队沿长江回鄂，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并且沿路帮助各地建立军政府。特别是将在荆沙筹集到的两万银圆全部带回交给湖北军政府，解决了革命军的燃眉之急，因此深受黎元洪和革命军的信任。回鄂后该标改编为军政府直属教导团，祖父任三大队大队长，专负都督府警卫任务。时年二十八岁。

　　1957年湖北省政协编辑出版的《辛亥首义回忆录》，其中有祖父一篇文章《辛亥史话》，并有编者的一段简介。简介称祖父“对辛亥首义史迹维护备至，有撰述多种，但均未刊出。”故这篇文章尤为珍贵。文中描述起义军推举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告示既出，“往观者途之为塞，白发老翁亦以为先睹为快”。这两句话后来为多篇谈及当年情景的文章所引用。

　　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政局可谓眼花缭乱错综复杂，但总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军与受日本支持的北方军阀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祖父始终坚定地站在正义的南方护法军一边，不屈不饶英勇顽强。1917年祖父以荆沙警备司令之职参加荆襄护法之战，1921年又参加讨伐反动军阀王占元的斗争，均告失败。失败后他率部退保湖南并与夏斗寅【注1】部合编，自己潜回湖北筹措饷械。祖父将筹措的资金增编步兵一个团，祖父自任团长，实力渐充。1926年率部与国民革命军会师武汉。

　　后来，祖父与夏斗寅联姻。1927年因不满夏追随蒋介石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而退出了军界。转入政界后担任过武昌税捐局长，湖北省公产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等多种职务。

　　1937年10月，武汉沦陷，祖父因子女都去了后方，他自己回到了孝感老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祖父又回到武汉，任辛亥首义同志会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继续担任湖北省公产整理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平津和平解放后，祖父辞去了所有职务积极参加反内战，促和平活动，他和耿伯钊，李西屏【注2】等社会名流一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救济委员会”筹建工作，组织湖北和平促进会争取促成武汉和平解放，并签名迎接解放军进城。

　　祖父为官，刚正不阿，洁身自好，清正廉洁

　　在祖父几十年的进步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如董必武、李先念、贺龙等。1934年，当他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捉拿董必武时及时告知董，并筹款帮助董转移。文革中也还曾有人来武汉找祖父整贺龙的“黑材料”,他们不知祖父已去世多年。

　　抗战时武汉沦陷，祖父回到老家，当得知日本人和汉奸要拉他出来做县长时，他装疯卖傻喜怒无常四处游荡，当地人都叫他“疯子爹爹”。他用这种方式坚决不做汉奸，保持了民族气节。暗地里他却资助掩护抗日队伍。听老人们说，就曾有一名新四军伤员在他家养过伤，伤好后还被他送回到山里队伍里。

　　武汉解放前夕，祖父利用曾任湖北省公产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旧关系，与家父（曾任公产处副处长）、女婿杨世英（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下文有简介)等人一起为保护国家人民财产免遭敌特破坏，为武汉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解放后，有关部门曾就工作问题征求祖父意见，祖父说考虑刚解放百废待兴，很多人都要工作，我有房有地衣食暂时无愁，先安排更需要的人吧。可叹，祖父的自谦反而引来误会。领导发话了：这个人思想太落后，不愿为新中国作贡献。自谦，注定了他晚年的悲剧，这是后话，祖父当时哪里知道哪里懂这些啊。他还是整天忙忙碌碌地快快乐乐地参加很多社会活动。1950年毛泽东诗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发表后，他还饱含热情地提笔和诗一首，经报纸刊出后毛办曾来信致意。1950年和1954年国家先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是新中国为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稳定物价所采取的重大措施。祖父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他不仅积极参加社会宣传活动还主动要求负责他住所周边人群的发行任务。他一家一家地上门做工作，自己带头多买，都是超额完成任务。

　　祖父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他把官位钱财看得很淡。与亲家夏斗寅政见不和他就和夏闹翻声明从此退出军界；在政界他又容不得腐败。抗战胜利后，祖父继续管理公产，他因看不惯那些贪官污吏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人民财产，愤怒地向上举报却反受排挤。这时，祖父对旧社会已经彻底绝望了。平津的和平解放使祖父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他毅然离开了官场，专心从事和平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