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观研究及其发展趋势(3)

美国学者Mar-tin Bemal认为19U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反西方团体：一方面，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希望藉东方的价值观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文化激进派如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却因为接受了西方科学和它对未来的保证，而对西方现状不满。刘师培竟尝试结合无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方式来对抗西方文化。汪荣祖在将章太炎与康有为比较时，认为章氏的“操齐物以解纷”思想，是其文化观点之依据。从此观点出发，章氏正好与康氏截然异趣：康氏唯见全球的共同归宿，无视各文化的个别命运，故而以中华政教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比附；章氏则认为政教“本之约定俗成”，只可“随俗雅化”，不可随便与它种文化攀附，从而构成了其文化多元论。 

  以往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推动本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内容不够乎衡。如关于本期西学影响力的研究，学界多侧重于匿方政治社会学说方面，对于西方科学观念对国人的影响研究还不够。再如对革命派的中西文化观关注较多，对改良派及清廷官吏的中西文化观的研究则稍显不足。二是在研究本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时，多被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国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吸引，对于介于二者之间的新旧调和思潮则有所忽略。三是以往关于本题的研究，多以宏观理论形态展开，具体到当时各阶级、各派别、各家报刊提到的“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及“国粹”与“欧化”等诸概念的内涵究竟有何异同，其中的差异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着的，诸如此类的微观考察还值得进一步展开。 

  通过对以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认真考察，笔者认为，本题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作一个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总体考察，此种考察既应在框架结构上体现出系统、全面的特点，又应在基本的微观概念上做一些精微、细致的钻研。笔者的《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0届博士论文）便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种探索。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把当时国人在中西文化观上的看法从两个维度（在朝官吏与在野知识界）、三种取向（输入文明、保存国粹、新旧调和）进行了划分。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仔细分析在朝官吏与在野知识界在三种取向上的不同表现，将当时国人在此问题上的观念全面、准确、具体地描绘出来。就在朝官吏来讲，他们中的输入文明主张，主要想在维系封建伦理纲常于不坠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方面的“富强之道”，以图解救清廷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其中的保存国粹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新学界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蔑弃儒家伦理的倾向而言，此种保存国粹观念的背后是对清廷统治秩序的竭力维护；其中的新旧调和主张，主要是面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念蓬勃发展的态势，企图以传统的儒家伦理政治观念对新观念予以附会性的解释，以期达到偷梁换柱、、以旧化新的目的。就在野知识界而言，他们中的输入文明主张，主要是由以密学生为基础的革命派所提出，这些人士一般均不满于清政府“中体西用”式的学习西方模式，提出学习西方“富强之道”不仅限于器物、制度层面，更应学习其背后的民主政治观念，其中的激进者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使用万国公语的主张；在劈知识界中的保存国粹主张，主要是由以《国粹学报》为阵她的一些国学索亨；深厚的学者所提出，这些学者虽力囹与官方维护清廷统治秩序的国料f论者划清界限，但由于非常担心革命派中的输入文明思潮会冲毁传统文化的主脉，于是就将排满革命与保存国粹结合起来；在野知识界中的新旧调和主张，主要是由改良派中的一些人士所提出，这些人士认为中国的进步，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因循守旧，应将输入文明与保存国粹两种取向综合起来，走一条循序渐进的进化之路。

   针对本题错综复杂的内容，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指导下，有机结合思想史、学术史、语源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力争能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既全面而又有深度的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是注意把握以下七种原则：

一、用横向理解与纵向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所谓横向理锯，就是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去贴近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最好是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充分吸收，尽量使自己能进入一种与研究对象“同步思维”的状态。也就是说，当研究某一个人物的中西文化思想时，应首先努力体会对方当时当地所面临的境遇，然后顺着对方的思路来揣摩其所思所想，这样就会减少一些以今天的眼光想当然地臆测前人的错误。所谓纵向理解，就是在横向理解的基础上，还需从中抽拔出来，另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评析研兖对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两者的关系是横向理解须横切进去，纵向理解要纵贯打通，如此纵横结合，才能交汇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在收集、整理、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既然本题是对本期国人中西文化观的一个总体研究，当然要对本期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对当时大量的报刊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掌握，但是，这些报刊所反映出来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看法，毕竟缺乏系统性，可以说多是一个一个的思想片断，我们往往不能从中获悉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深入研读本期重点人物的文集、年谱、日记等资料，以期通过对重点人物中西文化观的系统理解，能对当时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理出一个线索出来。笔者以为由人物思想致精微、从报刊观念趋广大，这样才能点面结合，处理好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关系。

三、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注意立足史料，尽量减少过分推理。研究思想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刻意追求研究的系统性，常常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作出超出史料甚至与史料不符的推理。为了减少此类错误，笔者以为追求研究的系统性一定要建立在对历史的复原工作的基础之上。为此，笔者特别注意“让史料自已来说话”的分析史料法。具体来讲，就是在研读关于某一文化现象的史料之前，要首先“虚己”——将自己以前间接得来的关于该现象的印象全都抛弃，以破除先人为主之见；接下来在研读史料时，要力求顺着史料固有的脉络来爬梳，并切合史料固有的语言环境来表述，以求严格按照史料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来疏理该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

四、在理解历史人物根本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去琢磨其中西文化观。历史人物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常常出现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所言不尽一致有时甚至相反的情况，如果见到该人物的一种说法，就匆忙下结论说该人物的中西文化观如何如何，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笔者以为减少此种错误的最好方祛是从该人物的根本哲学观点（“恒”）人手，顺藤摸瓜，辟隙导款，如此在考察其中西文化观（“变”）时才能收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之效。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谓根本哲学观点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因为历史人物身处那样一个新旧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其哲学观点不可能固定不变，这就要求我们须密切关注研究对象在新旧思想之间承转变化的进程，并能随之与时俱进，以能达到对其思想的完整理解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