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观研究及其发展趋势(2)

（一）对本期中西文化观的总体状况，已构架出一个大体的轮廓。龚书铎将之划分为五种类型：顽固守旧的“三纲五常派”、体现清政府方针的“中体西用”论、“醉心欧化”思潮、“保存国粹”思潮及融会中西以创造新文化的会通倾向。郑师渠认为有三种文化派别最值得重视：以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派及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

（二）关于本期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的传播，在继续加大对其促进国人思想解放的意义的研究基础上，已开始注意对其不成熟性的研究[14J；而对于国粹派中西文化观的研究，则已突破以往将之泛泛定性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格局，而开始注意到其文化观中所蕴涵着的积极层面的价值。

（三）关于本期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性，已有学者注意及此。[16]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曾经有过的将辛亥革命时期视为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而将“五四”新文化时期视为思想层面的革命的那种单一文化模式演进的状况。

    就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而言，他们关于本问题的研究长期存有较浓厚的兴趣。他们在60、70年代就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仍在持续发展中。与中国大陆学界一样，这些地区和国家也没有关于本题的总体研究专著问世，但是，他们在一些局部领域的研究已达到一定的深度。大体而言，他们与本题有密切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五个特点：其一、在研究清末中国知识界中西文化观问题的历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主要是美国学界）经历了一个由“西方冲击一中国回应”或“传统一近代”二分研究模式向更注重研究中国内部思想因素影响的转化过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学者李文森(JosephR．Levensen) 50年代对梁启超中西文化思想的研究，因运用“传统一近代”二分法而得出梁氏“由于看到他国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困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的结论；l而张灏在70年代初对同样问题作研究时，则通过对梁启超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考察而修正了此一结论，他认为梁氏尽管受到西方价值的强烈影响，但对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是认同的。脚3史华葱（Ben-jamin Schwa！）时严复思想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通过对严复认知西方近代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反驳了以周振甫为代表的一种流行观点——严复在甲午战后一度是个“全盘西化论者”，¨他认为严复赞同斯宾塞并不意味着他与中国传统思想各个方面的全面决裂。比如，严复是用从《易传》、《老子》或宋明理学派生出来的语言来解释期宾塞的一元论的。二、他们中有不少人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评价较高。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认为辛亥革命是思想与文化史上的一条分界线，它表明儒家正统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解体和清王朝意识形态的崩溃。从这点上看，五四运动与其说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倒不如说认可了一个业已开始的历程。23]香港学者陈万雄在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表现后，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人脉谱系上都有一脉相传的发展关系。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清末这段过渡时期初次在中国内部出现了真正的“近代化”道路，并产生了对之否定的观点，研究这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尤其是研宛后者的“反近代化”思想，对于理解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他们一般对本期社会进化论在国人中西文化观中所起的作用颇为看重。如台湾学者郭正昭认为本期流行的思潮如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优越主义、改革主义、科学主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社会进化论促成。张明园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进化论基础上敦促国民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日本学者佐藤慎一以进化与文明的关系为线索，比较分析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各自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又是如何展开的。[矧美国学者傅乐诗(Charlotte FIUth)在对改良派的中西文化思想研究时，发现改良主义者自我批判的时候多，反西方的时候少，就是从进化论的理论基础出发，而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内部。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严复、梁启超等人向中国人所宣传的社会进化论，是改变当时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根源。其四、无政府派的中西文化观是他们考察的一个重点。美国学者高慕轲(Michael  Gasster)认为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抨击西方、对科学缺乏兴趣，同时依恋传统；新世绝派无政府者则无比信仰科学，反对宗教。正是此种信仰西方科技文明的唯物倾向，使他们被一种可以决定历史变迁和进化定律的理论所吸引。傅乐诗认为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代表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两种典型：前者像圣西门，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后者像傅立叶，是在质朴的、世外桃源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日本学者嵯峨隆认为刘师培对“国学”的坚持表明其无政府思想里有民族主义的持续，他的思想实为政治的急进主义与文化的保守主义的结合；并认为吴稚晖是以唯物论的科学主义为基础，来尝试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总否定，其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不要传统内的革新、再生，但与李石曾相比，李氏为外在化对传统的否定，吴氏则因其进化论含有儒家色彩，而为内在化对传统的否定。其五、国粹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是他们考察的另一重点。美国学者傅乐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传统主义是“精神的东方”逐渐取代“物质主义的西方’的过程。国粹论者承认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一心之间的相互关联，但他们主要是寻求有根基的本国替代物以取代正在崩溃中的儒家正统学说。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当官方国粹论者因科举制度不舍时宜丽在改革运动中鼓吹国粹时，即意味着文化遗产和制度的脱离，而国粹运动中主张茧命的一翼，其贡献在于综合了吉代经学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汉民族的文化创造才是真正的国粹。日本学者佐藤丰认为《国粹学报》上的国粹论初期提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独特价值的重视，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期则越来越脱离时事而沉洒予对民族传统遗产的留恋中去，其缺乏变革动力的消极性明显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