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刍议(4)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的改革。从纵的方面看，影响有限；从横的方面看，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大打折扣。虽然某些城市在政治助力的推动下。一度出现了新气象。但在广大农村甚至部分城市。则变动不大。随着政治助力很快消失。原先文化改革发展较快的都市迅速出现了倒退和旧文化回潮的现象。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的破旧立新和政治革命的实际效果并不同步，旧文化的革故鼎新并不因一阵革命的风暴而完全实现，所以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的评价，只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向近代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改革的表面形式和实际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传统社会心理和习惯势力的抵制。  

 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势力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决定与养成的。价值体系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原则组成的。这些价值原则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群己关系上的修己安人”原则、人格上的‘内圣外王”原则，以及崇吉、唯上、忠君和道义的价值取向等。由此组成的价值体系，都凝聚着人们对善恶、丑美的最基本看法。这种价值体系又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思维定势、倾向、态度和习惯。所以，一定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定势一旦形成，就很难被革除。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文化变革，又主要不是以新的价值体系来取代旧的价值体系。而是靠政权的力量，以法令、政策的形式推行的，所以，必然遭到已经形成思维和行为定势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如剪辫子，尽管革命政府曾下令在20日内必须把辫子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但是不少人并没有把辫子剪去。他们也不是对革命仇恨，而是认为段有辫子不好看，戴惯了”。而不愿去掉这个潴尾巴”。再如放足。本来是件好事，但是。许多妇女并不赞成，她们自认为‘三寸金莲”是美的标志，‘灭足”是野道’：不文明，所以足仍缠得窄窄的，有尚嫌不窄。用木头装在足踵下，假装小脚”。不仅不少妇女对缠足”有偏爱。许多男子也常常把‘三寸金莲”视做是淑女的重要标志。男子这一价值取向，反过来又加剧了女性乃至女性父母对放足行为的恐惧，因为这关系到女性的婚嫁。再如文明婚姻问题，尽管在民初的一些大中城市中出现了男女自由交往、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和采用新式结婚仪式等时尚现象，但这并未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可，相反，还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认为自由恋爱会导致社会状况愈行不安。家庭之中愈多事故，男女之间愈多放纵”。是‘人伦之不幸，，’是‘人类社会的害物”。显然，这是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婚姻礼俗和婚姻观念在作怪。再如跪拜礼的废除，这虽然在政府行政机构中得到实行，但在婚礼、葬礼、祭奠等活动中，跪拜之礼仍未能废，有时还行三跪九叩之礼，这其中的缘由就不能不包含着丰富的人伦道德因素和宗教信仰。因而，它的变革又绝非是一道命令所能奏效的。 

  其次。顽固势力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抵抗。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统治，一些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和忠于清朝的遗老遗少或反动军阀对抗社会变革的并不乏人。如剪辫子过程中，张勋为表示对清朝的忠心，其本人和所率军队都留着辫子，所以萁军被称‘子军”。在其占领下的南京，在城满人率留辫……各埠之有辫伏匿僻区者，蜂拥而来。大出风头。’‘还有一些情朝遗老”和以情代遗民”自居的人，不认同民国这一新政体，除少数人完全保留着清代的辫子和行为习惯而积极从事复辟活动外，多数人不大过问政治，而是保留着清朝的习俗和观念。稳于朝市”过着清闲生活，发发牢骚不平之话而已。 

  除此而外，强大的文化保守主义更是社会文化革新的强大阻力。如南京临时政府确定的教育方针摒弃了尊孔的内容，但在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不应拜孔子案”并没有被与会代表们所通过。9月，蔡元培辞职后的教育部还公布每年10月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各学校都要举行纪念会，这在实际上否定了革命政府最初的笄孔”主张。在此前后。全国各地的尊孔舆论和尊孔活动就十分盛行。6月，济南成立了孔道会，，；8月，四川各社团致电北京教育部要求严惩妄将渝城巴县文庙拆毁的教育分司程昌棋；9月，上海决定修葺孔庙，并组织乱教宣讲团”；10月前后，北京、青岛、扬州、镇江亦纷纷成立了孔社、孔文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广州、梧州、扬州等城市还举行了各种庆祝圣诞”的集会以及谒圣”活动等，可以说，就整个社舍思潮而言，尊孔成了主流。当然尊孔有多种原因，但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大则是主要因素。正是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强大。使民国初年的文化改革难以深入，一些措施变得有名无实。 

  第三，革命党人的启蒙宣传不够和某些改革措施上的脱离实际。 

  当时的社会文化鼎新。己涉及到了文化的深层——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领域。因此，难度较大。在这一方面，尽管革命党人甚至戊戌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在思想上进行了一些启蒙宣传。但整个来说远远不够。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曾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资产阶级新的生活观念。一度给晚清沉寂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变革带来了一些新的信息。但由于他们的活动范国狭小，宣传效果不大，所以，没有在社会主流群体的思想上产生多大影响。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也对封建礼教、陋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就革命派的宣传而言，重点还是在于政治革命，而对于社会伦理和社会习俗变革的启蒙宣传则远远不足。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又主要限于海外和租界，未能把文化革命之新风吹遍辽阔的中华大地。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又忙于军事和政治的斗争，社会文化新风的启蒙宣传叉无力顾及。因此使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都没有在根本上受到批判和清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推行社会文化的革新。就必然会遭到旧观念和习俗的顽强抵抗。而且，新旧文化较量的结果，往往会随着民主力量的下降，政治助力的不足而使新文化退潮，乃至失败。  

 这就是说。任何的改革包括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改革在内。都不能脱离一定的条件，即中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文化改革有其合乎国情的一面，但也要看到。有些改革措施超越了中国国情，如服饰的改革方面，政府非要规定男女礼服的式样不可，这就有些强人所难。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之间、职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差异甚大，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各不相同，一定要强制使用一种服式这就很不现实，因此，推行开来是很难的。再如改历问题，政府宣布使用阳历。要求人们改阳历年‘新面不许过旧历年节，也脱离了国情。因为旧历年节并不是清朝时形成的旧习。而是中国数千年来沿用的一种民俗，这种民俗已经和百姓的生产劳动、信仰与美好企盼等结合在一起，凝聚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所以，想一下子革除它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适应它，逐步改良其不合时代潮流的东西。再者，关于废经非孔问题，也超越现实，处理过当。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经典起了主干作用，特别是思想上的整合作用。正是这一主流思想又决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民风民俗的形成。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大量输入，并逐步在中国知识分子层中赢得了相当多的信仰者。但对中国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民众来讲，西方自由民主还是一个陌生的东西。西方人的价值观还很难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参考系，孔子的形象和儒家经典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还很难一下子被别的什么东西所取代。尽管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经典在近代中国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对其批判和改造是必要的。但对其不加区分地完全否定。一下予废止经书。扳倒孔予，在当时新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还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引起社会思潮的混乱和传统社会思想、文化的抵制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