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南京讲学轶事

　　今年是中国近代风云人物梁启超140岁诞辰，提到梁启超，人们自然会想到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的身份，其实，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他晚年致力于著述及讲学。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上世纪20年代，即在南京留下踪迹。

　　受邀来宁讲学

　　1921年7月，为进一步振兴教育事业，名满南北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末的两江师范学堂）改名为东南大学。当时中国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所是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再一个就是号称“东南最高学府”的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在校内“百家争鸣，自由讲学”，他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名流学者前来南京，利用这个最高学府讲坛，充分发表他们个人的学术观点，让东南大学的学生们能自由地接受各种学术观点。

　　192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开办了暑期学校。负责暑期学校课程的教师，除了本校的权威教授外，还有很多郭秉文聘请来的海内外知名人士。比如，美国的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美国的孟禄博士讲授的“教育学”、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梁启超教授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还有本校常务校董和工科教授杨杏佛讲授“政治改造思想”等，此外还延聘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世人所必需”的讲座。梁启超就是因为这一机缘，第一次来到古都南京。

　　东南大学这次筹办暑期学校，因事先已在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上登了广告，所以来宁的学生和旁听生竟达两千余人，均来自全国各地，只缺蒙古、新疆、西藏。为此，暑期学校开学之前，特为广大师生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场面非常热烈。然而，大会一结束，学生们挤在食堂里，禁不住纷纷对大师的仪表品头论足起来，有人大失所望地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个瘦老头”，有人说胡适不像个学者，“倒像花牌楼（今太平南路一段）的商人。”但大家普遍对梁启超印象较好，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有些学者讲话目空一切。在年轻的学生们眼里，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

　　勤恳治学，堪为师范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暂住在东南大学校舍内，每逢到了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大家发现，他不仅博学多闻，为人谦诚，而且治学勤恳、严谨，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写文章，左手挥扇，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来访学生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无怪时人称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其实还不止此，他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厚的杂志，而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即使再忙也不偷懒。在与青年们交谈中，他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 这句话来勉励他们。在勤恳治学方面梁启超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

　　由于大师们各有千秋的讲学，很快发展到学员们自下而上的自由评论。对于同学们向教授们提出的疑问，东南大学的杨杏佛教授都有问必答地作出了相应的答解，而梁启超每涉及诸大师的问题，则多方面回避，甚至表示矜持，由是又引起许多学员在“学者态度”上的争论。有人主张真理愈辩愈明，应大力提倡杨杏佛教授的学者态度，有人则认为多言多败，应永远保持虚衷自守，对政治“三缄其口”的戒律，认为梁启超教授具有真正的学者态度。这些话很快传到了梁启超的耳里，他很敏感，立时郑重地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并无两样……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经他这么一表态，学员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此涣然冰释了。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大会。当时正是盛暑时节，鸡鸣寺的住持见到名满海内的国学大师到来，十分高兴地捧出文房用具向大师索求墨宝。梁启超当时静不下心来，他告诉住持，几天后至其住处来领取。不几天，住持果然笑吟吟地从梁启超住处拿到了梁的手迹，住持高兴地连连说道：“小寺一定要把任公（梁启超）的墨宝藏之名山，垂之千古”。梁启超写给鸡鸣寺的手迹为陆游的诗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从中不难看出，这位“不问政治”的昔日政坛骄子，对当时政治风云的变幻依然怀着不满的情绪。不久后，他在观看了东南大学戏剧研究会排演的《黑奴吁天录》时，曾感慨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从中看出他晚年仍怀有的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在鸡鸣寺的联欢会上，一位学生趁梁启超高兴之际问他：“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庄重地说：“我认为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两千年后的今天，还值得我们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二三十年后，就会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趣味人生观

　　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启超还为东南大学暑期班学员们作了一次颇有趣味的专题讲座——《为学的兴趣》，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他认为，人生最好的生活应当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何谓趣味呢？梁启超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他又说：“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赌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他表达了自己高超的趣向——做学问：“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梁启超认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些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边失败一边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成为他一生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他的这番精彩演讲，赢得了东南大学广大师生的强烈共鸣，掌声经久不息。

　　梁启超对于东方精神文明的精华——佛经同样有着精深的研究，他在南京讲学的后期，几乎每天都由成贤街坐车到支那内学院（金陵刻经处），聆听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授佛学，风雨无阻，连小病也不旷课。据他自己说，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就是从佛经和儒书中领略得来的。梁启超在南京讲学约半年时间，除东南大学以外，他还在晚间常常到金陵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等校演讲，许多立论非常精湛，引起广大听众极大的兴趣。1923年1月中旬，他离宁北上，给南京众多学子们留下了深深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