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教育意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日趋腐败无能，从而更加剧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就像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只破船，随时有可能被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所吞噬和倾覆。卖国的满清政府已经成为依附于侵略者的奴才走狗，它已将中国逐步地引向了布满暗礁的急流险滩

在此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力挽狂澜，救民族于水火?谁能修复这条破船，将其驶出死难的深渊?……毛泽东同志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他们所探寻出的方向，是“要救国，要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也就是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谁来把中国引向这条新的道路，这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代表一种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在中国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洪秀全活动的年代，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而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活动的年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刚刚有了些发展，开始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在半殖民地曲折生长的条件下，已经造就其先天不足而后天失调，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因此也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可在另一方面，以个体小经济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中国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的代表力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清王朝的对立面。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社会阶层。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惟一的希望就是接受孙中山先生最早倡导的民主革命思想，以很大的热情来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青年学生，有志之士曾先后出国，寻求救国真理。据查，仅1905年去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达一万多人。以同盟会会员的成分为例，在1905、1906、1907三年中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考其出身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354人，占93%以上。[注1]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说明，当时中国的这批知识分子，对宣传组织和发动这场革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其共同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它亦是辛亥革命的行动纲领。在此《纲领》的鼓舞下，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为建立新的共和国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19岁的邹容在所著的《革命军》一书中，就响亮地吹起了时代进军的冲锋号角。他说：“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可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尔之土地，占亚洲三分之二，尔之同胞，有地球五分之一。……尔实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独立之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之恶魔，则尔历史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民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革命军》和其他许多革命书报，在当时广泛地流传在国内外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对当时国内的劳动人民也起到了不同程度的鼓动作用。如：1906年安源煤矿工人6000余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举行的起义，1911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举行起义响应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运动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各阶层人士所受到的影响。尤其是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时，孙中山曾对留日人员作这样的记述：“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者甚众。稍有缓却，则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注2]这种为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以后的多次武装起义中都有所表现。

同时，在一些革命报刊中，对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表现得也比较明显，他们鼓吹个人冒险主义，主张用暗杀来解决问题，并宣传这种暗杀活动的“好处”。如《中国白话报》在《国民意见书》一文中说：“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此时各种学问都没有预备，各处人心也不能齐一，各等社会的意见更是参差不齐；……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这刺客是顶容易成功的。第一不要多花钱，第二不要多联体，……第三不至惹外国人干涉，……第四不至扰累地方多杀人命，……第五杀一可以儆百。”[注3]刺五大臣的吴樾，刺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都被传诵为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杰。蔡元培先生在上海任爱国女子学校校长时的办校方针是“其时并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赞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意化学”[注4]。受其思想影响，同盟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经常组织一批武装敢死队在西南沿海的某些地方或驻有清军士兵的军营中进行突然袭击，结果每一次都失败了。由于多次的起义失败，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反映。特别是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当时领导起义的骨干分子赵声、黄兴等，因遭受失败的打击而灰心丧气。可是，孙中山先生则认为：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若此时放弃革命，岂不太可惜了。于是就再次同黄兴等人筹划了著名的1911年4月27日的武装起义，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次起义，同盟会在全国各省共招集会员800余人组成了敢死队，调运了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设立了40多处机关，很多人都写了绝命书，成功失败在此一举。结果又失败了。